不成无一 不容有二

  《水经注》全书是以征引同时及前代典籍为主要成分,而不是以团体的实地查询拜访为主要依据,是完整可以断言的。有了对《水经注》史源学方面的基本辨别,关于恢复一个最接近原本面貌的水经注版本是有绝大年夜益处的。而在明天,寻求一个越发完美的《水经注》新校本,也是完整有需要的。另外,版本研究是《水经注》本体研究的条件,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只要等版本研究过程完毕以后才华停止本体研究。《水经注》本体的研究是与版本研究相反相成的。

  “不成无一,不容有二”是清人沈德潜对《水经注》一书的赞语,可谓贴切之至。关于中国如许一个自古以来就极端重视水利的国家,假设没有一本既专门又精湛的记叙水道的著作,是不成想象的,《水经注》正是如许一部“不成无一”的著作。然则《水经注》又写得太出色太出色,以致于无人敢东施效颦,狗尾续貂,因而在中国汗青上居然没有再出现第二部可以与之比肩的著作,遂使其成为一部“不容有二”的绝世之唱。

  撰写水经或为中国现代传统

 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文明社会,水是国家社会的命根子。水灾之治,水利之用相当紧要。因此关于河道水体的记录在中国典籍上出现得很早,很具体,乃至蔚为专门的篇章与著作,这与同时代的西方文明比拟是一个清晰的特点。大年夜约成书于年龄战国之际的《禹贡》,以大年夜禹治水的叙事,记录了三十五条水道的散布及其相互关系。战国秦朝之际的《山经》固然以记山为主,但依然以山系水,具体记录了三百多条河道的散布,复杂说明其源出、流向和归宿。而专门以河道为主要记叙对象的文献生怕要算《海外东经附篇》为最早,固然篇幅很短,所记河道数量很少(仅二十六条),从地区范围来看,倒是秦朝主要河道散布相当单方面的记录。故似可将其视作秦朝水经(拜会拙撰《被疏忽了的秦朝水经——略论〈山海经·海外东经附篇〉的写作年代》,载《天然迷信史研究》1986年第1期)。

  到了汉朝,出现临时一致疆土广袤的局面,因而《汉书·天文志》有条件记录西汉时代的三百多条河渠,成为事先河道水体最完整最单方面的记录。《汉志》诸水的记录或系于源出地,或系于终结处,而且范围较大年夜的水道,还载清晰明了流经若干郡国。这么多的水道的基本要素如此清晰,说明西汉时代在中央曾经保管有关于全国主要河道水道的基本资料。《汉志》是班固依照自己设计的编制,将西汉时代各类专项天文要素按政区系统割裂编排的结果,所以每条水道的记叙内容虽戋戋数语,其综合配景倒是一个全国水系,其所据肯定是事先已有的西汉境内水道的丈量记录资料。由天水放马滩地图与马王堆汉墓出地盘图(关于此二出地盘图的具体研究辨别见:晏昌贵《甘肃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探》,载《日本秦汉史研究》第十五号,2015年3月,该地图所恢复出来的水道是甘肃秦岭西段南北的几条小河道,辨别为渭水与嘉陵江的主流,地图时代为战国末秦王政八年;张修桂《西汉早期长沙国南界评论辩论——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的论证》,支出氏著《中国汗青地貌与古地图研究》,社会迷信文献出版社,2006年),我们可以看出实测的水道资料在地图上的显示。固然这两幅地图所刻画的一些水道或许属“轻流细漾”,缺少一提,或许未入班固所依据的史料当中,但《汉志》关于水道的记叙肯定依附于此类基础资料才华写成,是显而易见的事理。而且记录西汉时代全国水道的资料,明显比后来郦道元所注的《水经》还要丰富很多,因为后者所记也唯一一百三十来条水道而已。这也就是我推测在现代,水经所指不单是一部专书,能够照样一类书,撰写水经是中国现代传统的思路由来(拜会拙撰《中国现代撰写水经的传统》,载《汗青天文》第8辑,上海人平易近出版社,1990年)。